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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去北上广鹤壁有个离不开土地的摇滚乐队扎根故乡17年

归档日期:06-16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空气乐队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摇滚音乐,其标签很多,比如先锋、叛逆、重金属等。然而,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有这么一支“”土地的摇滚乐队,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,他们的作品不关注爱情、不宣扬颓废、不刻意愤怒,却愿意用音乐记录身边的小人物,记录家乡的黄瓜豆角、落花飞鸟。17年的坚守,他们希望农村孩子的眼中,看得到梦想,不再有卑微。

  6月的中原大地,空气中弥漫着新麦的芳香,记者赶赴浚县、赶赴鹤壁,探访那支以农民兄弟为名的乐队。

  二十年前,在这扎摊,一年一年,风雨雪霜,树叶绿了又黄,儿时的他还正是年少轻狂,梦想已不是最初的模样,现实却是满脸的沧桑。

  在中国,有千千万万个老张,但或许唯独河南浚县这个大伾山下的老张,一没有颜值,二没有建树,仅仅因为卖了20多年的油条,被人写成了一首歌。

  农民兄弟乐队的队长蒋立炜,从小爱吃老张的油条。从青葱的学生,到不惑的中年,习惯用老张油条开启一天的蒋立炜,有一天突然发现,老张老了!

  那一刻,蒋立炜开始重新审视忙碌的老张——他看着他从青年变中年,孩子长大了,孩子去参军又复员,之后有了孙子,然后孙子又因为意外车祸离开人间。失去孙子后,老张突然就老了。

  “原来我们身边这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,也有自己的故事。”蒋立炜说,那一天,他一边吃着油条一边猜想,年轻时候的老张,是否也有梦想?如今他的梦想,可曾实现了?想着想着,一首歌就有了雏形。

  “我们想做真正跟农村有关、跟小人物有关的音乐作品。”蒋立炜说,没有人规定摇滚一定是负能量的,也可以是正能量。他们的作品不去刻意夸赞,也不去刻意愤怒,而是用实实在在的音乐,聚焦社会底层,从而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。《麦田》《故乡》《回家》,都是在这种情愫下,创作出来的歌曲。“我们这一代农民,正在过得越来越好。我们用音乐记录小人物,其实也就是在记录咱这个大时代。”

  农民兄弟乐队,目前共有5名成员,都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。从2002年成立至今,乐队已走过了17个年,最终确定的风格是做流行乡村音乐、乡村摇滚,把歌唱给自己身边人听。既不做口水歌,也不刻意另类,不写爱情。

  “音乐没有贵贱之分!”蒋立炜说,成立乐队之初,他就想告诉世人,农村的孩子,也可以玩摇滚,也可以做出很棒的音乐作品。

  “咱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,走到一起是兄弟,就叫农民兄弟乐队吧。”乐队成立之初,蒋立炜给乐队取了一个很朴实的名字。很多年之后,当各种选秀节目中“农民”人设开始吃香的时候,有人给乐队点赞,“真会赶时髦”“抢注个大IP”,蒋立炜和乐队成员们只有暗暗苦笑,谁知道乐队成立之初,因为被组织方嫌土,上台演出被改掉名字的经历。

  “我们是农民的孩子,又恰好热爱音乐,仅此而已。”乐队成员不卑不亢,他们既不需要觉得土而回避农民的身份,也不需要“蹭人设”,刻意穿上破旧的军大衣、戴着羊肚毛巾上台,以博取某种标准的放宽。

  “农民也可以懂音乐,农民的孩子也可以有梦。”蒋立炜说,过去,农村的孩子眼里,总有那么一丝卑微,哪怕是考上了大学,住到了城市里,那种卑微却并没有随着地点的变迁而消散。乐队17年,还要继续做下去,为的就是让更多农村的孩子看到,人生有各种可能。

  2013年,农民兄弟乐队搞了一场特殊的高校巡演,这是乐队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大型演唱会,却是公益的。看着台下的学生,蒋立炜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。“台下那么多的同学,最多一场2万多人,哪怕只有1个人,因为我们的某一句话,某一句歌词,得到了启发,愿意去坚持梦想,看到希望,那么我们就没有白来。”

  农民兄弟乐队,浚县麦田里土生土长的一支乐队,但创作出来的音乐却很“洋范儿”,为啥?乐队键盘手秦献社和蒋立炜是同学,他说,音乐无国界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国摇滚乐发展到了一个巅峰时代,青年蒋立炜和秦献社刚好赶上了这个时代。他和蒋立炜最早期的音乐熏陶,是听国内的崔健、黑豹……国外的披头士、山羊皮、警察乐队等。“为了听到更多好歌,我们周末常去鹤壁市新华书店,坐在门口的花池边听,那里总能放各种最流行的音乐。”

  2002年,从鹤壁师范毕业的蒋立炜在浚县一所职业高中做钢琴老师。课间,他看到几个高一的孩子在走廊上似模似样地唱着Beyond,年少时期的摇滚梦重新燃起,“组个乐队吧!”一句话脱口而出,学生纷纷响应。

  乐队有了,得有排练场所吧?蒋立炜就在老家村子里租了一处民房,30块一个月,对学生们实行封闭式训练、“军事化”管理。早上5点起床跑步,训练体型;然后几点学乐理知识、几点练台风,蒋老师给大家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土坯房,四处透风,老鼠、蛇经常出没,音乐一响,梁上的土震得直往下掉。

  一帮孩子知道,成为舞台明星与小村乐队之间的距离是地球到月球般遥不可及,但对音乐的热爱成为指引他们坚持下去的原动力。

  一年之后,基本功练得差不多了,为了提升孩子们的文学素养,蒋立炜每周把大家约到自己家里,先看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《佳片有约》,然后一起排练、聚餐、聊音乐。

  “我当时工资并不高,还要养活一家人。该吃饭的时候就去买10块钱纯肥肉或者一块2块5毛的鸡排,顿一锅大白菜,熟了,一人一大碗,就着馒头吃,那叫一个香。”蒋立炜回忆起这一幕,眼睛里闪烁着别样的光芒。“窗外北风呼呼刮,小屋子里却特别温暖。”

  17年间,乐队几度聚散离合,最多的时候,乐队就七八个人,最低谷的时候,只剩队长蒋立炜和鼓手赵彦青两人。

  在主唱“老宝”的记忆里,乐队的日子线年参加《我要上春晚》。春节串门,亲朋好友看他们的眼光不一样了,那种“你就瞎混吧,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”的恨铁不成钢,变成了“看,这是我家孩儿,上过央视!”的自豪和鼓励。

  “很少哭,但那一刻却控制不住。”接受董卿采访时,蒋立炜泣不成声,将近10年了,终于可以给这帮跟着他的孩子们的家长一个交代,给社会一个交代。他们不是“胡搞”,是很认真在做音乐。从那之后,乐队开始被主流重新审视,被认可、被尊重。

  2015年登上《中国好歌曲》,则让农民兄弟乐队再度爆红,《我的番茄是干净的》被网友封为“开年神曲”。 随后,大河报首次集体赶赴浚县采访对乐队做独家专访,2015年1月8日,以《麦田里的摇滚歌者》为题,用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支乐队。

  做音乐很简单,做音乐是件快乐的事情;但是想吃音乐这碗“饭”,并非可以轻易做到。国内很多知名乐队,成了又散了,作为中原小城的麦田中,土生土长的一支乐队,农民兄弟乐队如何生存?

  12年,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特别的数字,代表着一个轮回。2014年,乐队成立12年的时候,蒋立炜算了一个“小账”,乐队赔了30万。为啥?因为在这一年,农民兄弟乐队在鹤壁搞了一个演唱会,乐队请来黑豹乐队、零点乐队等国内知名乐队同台演出。演唱会前两排VIP座位不卖,蒋立炜把最好的座位留给了参加过乐队的成员们,留给成员的直系亲属们。

  “如今,乐队在鹤壁市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、传媒公司,有自己的录音棚,可以做很多与音乐有关的事情。”蒋立炜笑着说,4年间,农民兄弟乐队的“名头”越来越大,每年都要参加几个电视台的演出;而乐队始终坚持原创,其音乐作品本身也能“换钱”。此外,传媒公司开始承接一些演唱会的舞台搭建、灯光设置、演出流程制作等,比如为朴树做过演唱会,承办了央视的一些晚会等,实现了“做音乐的事儿,赚该赚的钱”。

  此外,乐队还建立了自己的 “会客厅”,安放着乐队17年来的“历史”——乐器、照片墙、荣誉证书等。“会客厅”旁边,是乐队捯饬的一个酒吧,名叫“从前慢”。不过,这个酒吧并没有对外经营,主要用于乐队排练。

  “物质上,我们要求很简单,对名牌都没有什么概念。”蒋立炜说,正值壮年的“老宝”,捯饬捯饬,要说也算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,但他却常年穿着队服,低调含蓄,只有开嗓一唱那一瞬间,才蓦然惊艳众人。乐队上台演出,很多时候也都是队服,一水儿的黑色T恤,干干净净的短发。

  “早些年,我们好几个乐队成员都留过长发,觉得那是一种专属音乐人的独特的标志。”赵彦青告诉记者,他也有过“长发及腰时”,不过男生并不会如女孩儿那样精致,用各种洗发水、护发素打理,想省事的时候,直接拿香皂洗头。

  过了一段,赵彦青突然觉得长发不酷了,便跑去理发店剃了个光头。出来的一瞬间,秋风吹过,头皮一麻,冷,脑袋轻得让他有点怀疑人生。

  然而,随着年华逝去,岁月匆匆,大家对音乐有了更成熟的认知,成员们开始褪去外在的各种标新立异,只希望用作品打动人心。“做好音乐,没有那么多套路,不论鲜花和掌声也好,还是赞誉和诋毁也罢,在我们看来,一切都是幻影,最终能留下的,只会是好的音乐作品,这才是乐队的硬核。”蒋立炜立场坚定。

  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依然没有改变。每周排练以后,大家很少外出聚餐,而是自己买菜做饭,“老宝”“校长”,都练就一手好厨艺,放下吉他、贝斯等乐器的手,也能娴熟做菜。有时候,一锅汤面条、一兜白馒头,就是几个人的一顿饭。

  北上广,并非没有发展机会。但农民兄弟乐队的几位成员,三观一致地选择,留在河南。

  “在这片土地上,我们身心是自由的。”“老宝”说,在北上广等大城市,车水马龙、霓虹闪烁,但乐队成员们却觉得,热闹是他们的。其实,如今,乐队成员每年约200天也都在外地演出、工作,但最多呆个四五天,再长就受不了,要回家,吹吹家乡的微风,听听淇河的鸟鸣,接接中原的地气儿。

  说来也奇怪,坐在五星级酒店里,一天人均好几百的餐吃着,超好的条件,让弟兄们搞创作,队员们却觉得,不如就坐在鹤壁街头,几瓶啤酒,一顿烧烤,大家肆意聊着,拿着筷子轻敲碗碟,就着花生毛豆一杯冰啤下肚,那创作灵感“哗哗”就来。

  “我们都不爱吃山珍海味,就爱吃捞面条。”蒋立炜说,就是要与街坊邻居在一起,与父母兄弟在一起。

  他们搞音乐创作,他们也帮家里种地。《我的番茄是干净的》,就是这么一首写实的原创歌曲,是中国人“守拙归园田”情结的最佳映射。

  不过,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,农村人也进城了。但80后“老宝”的田园梦却始终不醒,他很热爱种地,前不久,家里老爷子在小菜园里种红薯,“老宝”就赶回去帮忙,顺便重温下田劳作那份独特的快乐。

  对于成名这件事,“老宝”表示,想,但也没有那么想。兄弟几个对于名利看得都很淡,都“容易满足”,渴望更大的舞台、渴望被更多人认知是每一个音乐人的本能,但他觉得,成名不是终极目标,发自内心的平和和幸福感才是。

  乐队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。而浚县,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、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。这片热土的熏陶,让农民兄弟乐队的诞生和延续,并非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。

  在蒋立炜的记忆里,每年的正月初九、正月十六,是浚县人的大日子。浚县庙会,据说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古庙会,到了这两天,浚县人都会扮着装、踩着高跷,一定要上到山顶。哪怕是风雪交加,山路难行,人推人、人顶人,甚至是人抬人,都挡不住心底的这份执着。“这是群众自发自愿的行动,是源自千百年来浚县人基因里的一种传承。”

  外出演出,农民兄弟乐队会在话筒上设置一点“小心机”,比如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咕咕放在话筒架上。“家乡的小玩意,外出带着,觉得有家乡的气息,我们也想把家乡的文化,带到各地。”

  农民兄弟乐队生存的这片土地上,还有知名的大运河、黎阳仓。浚县商代称黎,明初改称浚县,有“黎阳收,顾九州”的说法。其中,黎阳仓是隋唐时期大运河沿岸重要的国家官署粮仓,经考古发现,这座依山而建的古粮仓,距今1400多年,总储量约3360万斤,可供8万人吃1年。2014年6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,大运河滑县-浚县段、黎阳仓遗址被列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。

  延续千年的古庙会、丰厚的文化遗迹、淳朴的乡情民风,是乐队写作的最好素材,也是渗透在乐队每位成员血液里的文化基因。

  我有个中国梦,希望头顶是蓝色的天空,吃的食物都放心干净,人们的脚步都从从容容。

  我有个中国梦,明天再也看不到贫穷,父母都能陪着孩子成长,每个家里都能听到读书声。

 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,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、人才振兴、文化振兴、生态振兴、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,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,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,总要求是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。2019年3月8月,习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,河南是农业大省,也是人口大省。做好“三农”工作,对河南具有重要意义。

  近年来,返乡创业浪潮越来越高涨,女大硕士返乡种果树、男博士返乡搞养猪,成为热门新闻。蒋立炜没赶上这波热度。“曾经很多机会离开,但我们都选择了留下。一直都没有出走,又如何返乡?”他笑着说,用音乐书写浚县故事,书写河南故事,书写中原精神,已经成为了乐队的一种“责任”。

  前不久,乐队创作了一首歌曲《我有个中国梦》,成员们聚在一起,从食品安全、蓝天白云、教育、脱贫、养老、医疗等多个领域,畅想了未来的生活。在这个过程中,队员们发现,中国梦,原来就是老百姓的梦,就是他们自己心中最向往的生活。“我们现在,不正在实现和践行吗?”

  秦献社表示,谈不上坚守,因为做音乐已经融入了他们几个人的生活,不刻意,很自在。蒋立炜告诉记者,今年,乐队计划创作音乐专辑《中国结》 ,用流行、摇滚等具有时代气息的音乐形式,融入中国风的音乐元素,把具有代表性、符号性,具有浓郁中国色彩的传统节庆作为系列创作主题,目前已创作了“过年”、“正月”、“二十四节气”等作品,还要继续创作”“中秋”“清明节”等主题。

  “再往后特别具体和明晰的想法,没有,但可以肯定一点,我们哥儿几个,会一直坚持走下去。”蒋立炜说,就算有一天白发苍苍,几个老头还在一起,还能登台唱歌,那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。“把自己的生活写成歌,用自己的生命谱成曲,我想,那一定是乐队最棒的一首作品。大家看到我们会说,瞧,原来坚持真能创造奇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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